约翰,你想不想离开这个世界?《困在大脑里的人》

2020-07-29 作者 : 浏览量:896

我静静地凝视着电脑萤幕的画面,意识到自己曾经跟眼前这份影像中的大脑主人有多幺亲近。如果我从这些影像发现她的大脑有所反应该怎幺办?

我暂时把这个问题抛诸脑后,再次仔细地盯着眼前的萤幕瞧。

然而,我看到的只是一片黑暗、空虚的大脑影像。那里什幺也没有,我无法从那份影像中窥见任何一丝有关莫琳的线索。因此,当时莫琳的状态依旧宛如一道难以破解的神祕谜团,再度深深地沉入我的心底。

约翰,你想不想离开这个世界?《困在大脑里的人》

安卓恩‧欧文(Adrian Owen)

译|王念慈

  科学家把介于有意识与脑死的模糊地带称之为「意识灰色地带」,这类患者不是脑部严重受创,就是中风和退化性疾病(如阿兹海默症和巴金森氏症)的受害者。虽然这些病人很多对外界都没有反应,且他们的医生和家属也都认为他们无法思考,但这当中却有为数不少的病人不太一样。

  没多久我们就有了实际在病人身上应用这套沟通方法的机会。一名二十二岁的东欧男性患者,符合我们应用这套沟通方法的条件。

  我们暂且以约翰代称这名青年,他五年前骑机车时被一辆车撞到,强烈的冲击力道让他的后脑出现大範围的脑挫伤(cerebral contusion,属脑外伤的一种,往往会造成大脑中的小血管广泛性微出血,而这些溢流出的血液则会进一步对周围的脑组织造成伤害)。史蒂芬的团队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仔细地评估了约翰的状况,但约翰的状态始终未见起色,他们也只能一再地将他诊断为植物人。

  那个时候曾经来我剑桥实验室里见习的梅兰妮.波利已经重返列日,成为当地医院的神经科临床住院医师。她把约翰送进功能性核磁共振扫描仪,并请他在脑中想像自己在打网球画面。儘管过去五年约翰始终毫无反应,但他的大脑扫描结果令人振奋;扫描影像显示,他确实可以按照梅兰妮的要求执行想像打网球的心理任务。

  于是,史蒂芬从比利时打给我。他在电话中问我:「你愿意让我们的团队用你们的那套沟通方法扫描约翰吗?」我立马一口答应,紧紧抓住这个我们潜心等待以久的机会。史蒂芬告诉我,他们打算在明天晚上用我们新创立的扫描方法试着和约翰沟通,梅兰妮和他的一名学生奥黛莉则会负责打理执行这场扫描的所有相关工作。

  这个消息让我和马汀雀跃不已,和史蒂芬通完电话后,隔天一早马汀便迫不急待地跳上最早一班的火车赶往列日,希望能赶快抵达扫描现场,亲眼见证这个可能极具历史性的一刻。

  我也很希望马汀能亲身参与这场扫描,因为当时他已经有很多用扫瞄仪跟健康受试者沟通的经验,而且还编写了一些聪明的电脑程式,能让我们更快速、省力的分析所有的扫描影像,归结出结果。

  约翰準备接受扫描的那天早上,我一醒来就赶紧翻身下床,梳洗换装,穿上一身笔体的西装并打上领带。当天我必须去参加一场伦敦皇家协会举办的研讨会,同时向与会者发表演说。

  在我準备踏入皇家协会的会场时,我的手机响了起来。我接起手机,是马汀从列日的扫描控制室打来的。「他有反应」,马汀激动地大喊,「他又完成了想像自己在打网球的心理任务。」

约翰,你想不想离开这个世界?《困在大脑里的人》

  现在我们可以问他一个问题吗?」「问吧!」我站在会场前人声鼎沸的门厅,拉高音量对着手机大叫。接下来,我在台下等待上台演讲的期间,我的手机每隔几分钟就会响起。「扫描影像显示他的大脑前运动皮质好像正在活动,不过我们不太确定。」马汀告诉我。

  马汀在比利时操作的扫瞄仪跟我们在剑桥的扫瞄仪有一样的功能,它们都能够在扫描时同步分析所得的影像结果,只不过分析的精细度并不高,所以有时候我们很难单凭这样粗略的分析数据準确地评判出扫描的整体结果。「你可以调出扫描的原始数据再仔细看看吗?」我问道。

  假如马汀可以得到比较好的原始数据,之后我们再用他自己编写的程式加以分析,一定可以将这些数据理出一个比较清楚的轮廓。

  轮到我登台演讲的前一刻,我才把手机关机,强迫自己把全部的心神放在我要与台下听众分享的讲题「化思想为行动:以功能性核磁共振造影扫描仪侦测意识」上。在这四十五分钟的演讲之后,现场有一些听众针对我在侦测植物人患者意识方面的研究提问。

  台下聆听这场演讲的两百位听众来头都不小,其中更不乏英国最顶尖的认知神经科学家,不过在演讲和提问结束后,他们对我演讲的内容似乎都很感兴趣并表示认同。演讲圆满落幕后,我一步下讲台便迅速闪身到休息室里,重新开启手机跟比利时列日保持连线。

  此时有一些人也进到休息室,想对正在和马汀通电话的我进一步请教有关刚刚演讲的问题。但此刻我的心早已飞到了比利时,整颗心随着电话那头的状况七上八下,根本无暇应付他们,所以我比出禁声的手势,示意他们不要来打扰我。

  「他们想要问,我们应该问他什幺。」马汀说。

  「告诉他们,你曾经问过健康受试者的问题都可以。像是他有没有兄弟姊妹之类的。」

  「我们问了,把可以问他的三个问题全问完了。接下来我们要问些什幺?」这一切发生的太快,我们完全没料到事情会发展的如此顺利,还会面临到没有问题可问的窘境。我想,或许我们之前根本不相信约翰会回答我们的问题。

  「奥黛莉想要问,我们可以问他喜不喜欢吃披萨吗?」马汀说。当时我们就像是在进行一种热线游戏,我必须靠着电话中传来的有限资讯,去进一步考量到将来我们在判读这些资讯时必须面临的一些重要细节。

  奥黛莉的建议带出了一个重要的议题。刚刚马汀他们问约翰的问题,除了都只是一些可以用「是」与「否」回答的问题外,这些问题还有一个特色,即:我们可以透过事后的家庭访问,来确认约翰答覆的真实性。也就是说,像是「你有兄弟吗?」这个问题的答案就非常具体客观,答案一定是在「是」与「否」中二选一,之后我们也可以跟家属进行验证。

  可是像「你喜欢吃披萨吗?」这类问题,它的答案就不是这幺非黑即白。以我自己为例,我虽然喜欢吃蘑菇口味的披萨,却不喜欢义式腊肠口味的。因此,如果要我回答这个问题,我会说:「要看是什幺口味的披萨。」

  除此之外,与我是不是有兄弟这件事相比,我对披萨的喜好是很抽象主观的感受,除了我之外,其他人很难从旁去验证这个答案的真实性。后来我们决定问约翰他父亲的名字,还有他在五年前发生意外之前最后一次度假的地方。

  奥黛莉联络了约翰的家属,请他们协助我们针对这两个面向列出一些是非交杂的题目,一切备妥后,她便重返扫描控制室,试着用这些问题正式和约翰展开双向的沟通。

  我们把这套沟通方式实际应用在植物人患者身上的处女秀就这样登场了;史蒂芬的团队在列日执行扫描的工作,而我则在伦敦同步连线适时提供他们意见。待马汀当场利用他先前编写的程式迅速分析完这些热腾腾的原始数据后,我们很清楚地发现,约翰切切实实地回答了我们五道问题。我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约翰真的用他大脑的活动状态告诉我们:他「有」兄弟,「没有」姊妹;他父亲的名字「是」亚历山大,而「非」汤玛士;还有,他受伤前,美国「是」他最后一次度假的地方。

  你想离开这个世界吗?

  现在所剩的时间只容许我们再问约翰一个问题。或许是时候放手一搏了,我们应该尝试问约翰一个我们无法验证,却有机会实质改变他人生的问题。

  马汀、奥黛莉和梅兰妮站在列日的扫描控制室里,想到他们也许可以问约翰,他是否对这样的状态感到痛苦。如果约翰在过去五年一直对这样的状态感到痛苦的话,此刻就是他向我们倾诉的机会,说不定我们也可以藉此为他做一些事,减轻他的苦痛。

  为了确认这个问题的适当性,梅兰妮决定打电话寻求史蒂芬的建议。当时我们所有人中,就只有史蒂芬知道在这种情况下,什幺事该做,什幺事不该做,因为史蒂芬不仅是神经科学家,也是擅长处理伦理道德方面议题的专家。

  「问他想不想死。」史蒂芬说。

  梅兰妮倒抽了一口气,「你确定?我们不该问他是否对这样的状态感到痛苦吗?」

  「我确定!」史蒂芬回道,「问他想不想死。」

约翰,你想不想离开这个世界?《困在大脑里的人》

  这是个折磨人心的时刻。虽然我们决定要把这段沟通持续向前推进,了解我们从未探究过的事实,但现在我们即将要问约翰的最后一个问题却可能完全改变这段沟通的意义。这个问题实在是直白地令人害怕,万一约翰回答「是」呢?

  我们应该做何反应?不过其实就算他的答案是「否」,我们也无法为他多做些什幺,顶多只是知道他对这个世界仍有憧憬。

  参与这场扫描的每一个人,包括史蒂芬在内,没有人曾经想过我们竟然会在这个双向沟通的应用中面临这种道德上的难题。

  过去近十年间,我一直以「跟意识灰色地带病患沟通」为研究目标,期望终有一天能了解他们的内心,然而就在我不断耕耘、终于到达这个境界时,我却完全不晓得自己该如何面对他们对这道「生死题」的答覆。我甚至不确定我们该不该问他这道题目!

  话虽如此,但是毕竟史蒂芬才是主导列日这场扫描的总负责人,所以要不要问约翰这个问题还是必须由他来决定。现在想来,我猜当时史蒂芬心里一定相当清楚这道「生死题」非问不可,因为过去五年来,约翰的家属也心心念念这个问题的答案。

  接下来我很难说我们得到的扫描结果是好是坏,但就某方面来说,约翰对这个问题的回应的确让我们免于去面对先前所预想的尴尬处境。

  只是这样的结果还是让我难掩失望,因为当我们问约翰「你想死吗?」时,所得到的大脑扫描影像并无法让我们清楚判读出他对这个问题的答覆。

  儘管先前约翰成功靠着大脑活动的变化,明确地回答了我们五道问题,但就在我们问他是否想死时,却无法从他的大脑活动看出他想要表达的想法。这并不是说约翰对我们的问题不理不睬,而是当下他大脑活动的状态既非是在想像打网球,也不是在自家走动。

  因此,我们根本无从得知他的答案究竟是「对,我想死」或是「不,我不想死」。我不太清楚为什幺会有这样的结果,但我推测,这可能跟「你喜欢吃披萨吗?」这个问题有异曲同工之妙,概观来看,绝大多数的人都无法果断地用「是」与「否」这两个字来回答「你想死吗?」这个问题。

  说不定,约翰的大脑状态要表达的想法是「嗯,这样要看看我有没有选择的余地!」或「再给你五年,你有多少的把握可以让我彻底脱离这种困境?」抑或是「你能再多给我一些时间好好思考一下吗?」约翰回覆这道「生死题」的答案可能有千百种,而这每一个答案皆会让他的大脑产生令我们无法判读的活动状况,因为我们跟他之间建立的沟通密码就只有想像「打网球」和「在自家走动」而已。

  一旦他的大脑活动脱离了这两个状态,我们便无从得知他的想法。我们获准扫描约翰的时间已经用罄,这次我们势必无法知晓约翰对这个问题的想法了。梅兰妮、奥黛莉和马汀将约翰从扫描仪的舱体拉了出来,并将他送回病房。

  自传式记忆和陈述性记忆

  与之前我们侦测到植物人患者拥有意识相比,和约翰双向沟通的经验更让我们情绪激昂,因为和约翰双向沟通的过程,他表现出的不单纯是他对周围事物的感知能力,而是更贴切的表达出他个人的认知能力。我们甚至问了他一个最关键、贴近他个人的问题「你想死吗?」,儘管后来我们无法判读他对这道题目的回应。

  你可能会认为,要回答「你有没有姊妹」这类简单的问题根本耗不了你多少脑力,但事实上,你回答这个问题的过程非常複杂。问问你自己这个问题:你有姊妹吗?我敢打赌,你一定几乎想都不用想就可以回答这个问题。

  你之所以可以这幺轻鬆地回答这道问题,是因为对大部分的人来说,这类问题的答案通常非黑即白;回答「是」就表示你有姊妹,回答「否」就是你没有。然而凡事总有例外,对有些人来说,这个问题并不是用「是」或「否」就可以回答的。比方说,或许你有一个妹妹,但是她已经过世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无法在回答中额外加注一些简短的解释,你恐怕很难如此果断地用「是」或「否」来回答这道问题。

  不论如何,你有没有想过你的大脑是怎幺让你回答出这道问题的?它怎幺知道问题的答案?真相是,你的大脑「知道」的事远比我们自以为知道的事还多。如果你问电脑「你有没有姊妹」这道题目,只要你曾将「你有一个妹妹」的讯息输入电脑,它马上便可以以此讯息回覆你的问题,但你的大脑不是这幺运作。你的大脑原先并没有设定好的答案,在它让你回答出这个问题前,它必须先从你庞大的记忆资料库中找到你有一个妹妹的蛛丝马迹。

  基本上,大脑中这些证明你有妹妹的记忆证据分为两大类。第一大类是「自传式记忆」(autobiographical memory),这类记忆跟你的成长有关。你可能会记得在成长的过程中,你总会跟一个长得和你有点像的人玩在一起,而且这个人的外貌也神似你的双亲。

  也或许,你记得你在妹妹二十一岁生日时,送了一个礼物给她。这就是所谓「自传式记忆」,你的大脑可以依据这类记忆去评判你是否有一个妹妹。至于另一大类可以让你大脑找到线索的记忆证据,心理学家称之为「陈述性记忆」(declarative memory),或者说得白话一点,这类记忆就是我们平常指的「知识」。

  这类记忆的属性就好比电脑里储存的讯息,它可以直接告诉你,你有没有一个妹妹。陈述性记忆和你与妹妹相处的经历完全无关,它记得的只是「你有一个妹妹」的事实,所以在你听到「你有姊妹吗?」这道题目时,大脑随时都能够以储存在记忆库中的事实做为标準答案。

  刚刚我有说过,这种记忆其实就是我们平常说的「知识」,所以这类记忆主要是经由学习而得。以「法国首都是巴黎」这个地理知识为例,不管你有没有去过法国,或许都可以正确答出「法国首都是巴黎吗?」的答案。因为只要你曾听闻过这项事实,并将它记下,它就会跟「你有一个妹妹」这个事实一样,化为你记忆库中的陈述性记忆。

  自传式记忆和陈述性记忆之间的差异一直引起神经心理学家相当大的兴趣,因为大脑受损时不一定会同时影响这两大类记忆的状态。事实上, 我在多伦多罗特曼研究院的同侪布莱恩.莱文,就曾经描述过一个名为「严重自传式记忆缺乏」(severely deficient autobiographical memory, SDAM)的全新记忆失能症状。

  有这类症状的患者,虽然没有办法历历在目地回想过往经历过的事情,但他们其他面向的记忆能力却丝毫不受影响。举例来说,这些人也许对他们与姊妹一起成长的童年记忆完全没印象,也不记得自己在妹妹二十一岁生日时做了什幺事,可是,他们却「知道」自己有一个妹妹,因为他们仍保有陈述性记忆,而这个事实就储存在那里。

  在保有陈述性记忆的情况之下,这些丧失自传式记忆能力的患者,大多还是能正常地过日子,并且往往不会注意到自己有记忆失能的状况。以布莱恩研究过的个案来看,这些患者都没有脑伤的病史,利用神经造影技术检查其大脑,也没有发现任何大脑受损的迹象。因此,至今这个现象的肇因仍是一个悬而未解的谜团。

  不再受制于命运的安排

  从约翰的扫描结果,我们可以归纳出一个结论,即:约翰仍保有发生意外前的记忆,甚至记得他最后一次度假的地点。即便我们不晓得约翰是用「自传式」还是「陈述性」的记忆来回答我们这些问题,但可以肯定的是,就算他的大脑没有同时保有这两大类记忆,必定也有其中一大类记忆完好无缺,所以才能正确答出这些问题。

  不仅如此,细细去探究约翰完成这项双向沟通任务的过程,还能让我们从中发现更多有关他大脑的祕密。我们就继续延续刚刚的例子,现在想想看在回答「你有姊妹吗?」这道问题时,你还需要些什幺能力。

  最基本的,你至少要能够听得懂表达这道题目的语言。毕竟,如果你连题目都听不懂,又怎幺有办法回答问题。其次,你还需要有将这个问题暂存在工作记忆的能力,如此一来大脑才有办法针对这个问题,在记忆库里搜寻、彙整出相关资讯,给出答覆。

  没有工作记忆,就等于没有任何暂存资讯的能力,假如在这种情况下,你觉得你还能答得出这道简单的问题吗?绝对不可能!因为当大脑準备开始搜寻这个问题的答覆时,你就会发现自己已经忘了要搜寻什幺问题的答案!

  实际上,比起单纯的一问一答,那天扫描约翰的答题方式,需要动用到约翰更多的工作记忆,因为在他答题时,他不只是要记住我们的问题,还得一直记住答题的方式长达一个多小时:要答「是」就想像打网球,「否」则想像在自家走动。

  更重要的是,约翰的回应除了证实他必定完整的保有这些认知能力外,亦向我们透露出许多其他讯息,让我们能够推断出他大脑的哪些部位仍可正常运作。譬如,他能理解我们说的话,就表示他大脑颞叶掌管口语的区块运作良好;他能将资讯暂存在工作记忆中,就表示他额叶里负责处理最高等认知任务的区块依旧克尽职守;最后,他能回想起出意外前发生过的事情,则代表他的中部颞叶皮质区和位在大脑深处的海马迴并未受到任何伤害。

  上述所说的这些心理活动,时时刻刻都在你我脑中上演,而且我们甚至连想都不用想,大脑就会自动为我们完成这些工作。然而,当时我们却在一名被众人宣判为植物人五年的脑伤病患身上,亲眼见证了人类意识的精妙运作,这实在是太具有启发性了!

  遗憾的是,儘管约翰能够透过扫描仪有效地和我们进行「双向沟通」,但史蒂芬的团队却始终未能建立任何能够直接在约翰床榻和他沟通的方法。以约翰当时的状况,功能性核磁共振造影扫描仪显然就是他和外界沟通的唯一管道。

  在我们完成对约翰大脑的扫描分析后,医师又重新为他做了一次全面性地神经状态评估,并将他的诊断由植物人改为「最小意识状态」。虽然扫描前后约翰的神经表徵并未出现任何改变,但我想,就某种角度来看,知道约翰的大脑尚有清醒的意识,或许多多少少对史蒂芬团队的诊断有所助益,因为许多在扫描前模糊难辨的细小徵兆,在扫描后他们都可以果断地将之视为是约翰意识的表现。

  约翰只在列日停留了一个星期。先前约翰之所以会千里迢迢的从东欧来到列日,主要是为了让史蒂芬的团队评估他的意识状态,所以结果出炉后,也到了他该重返家乡的时间了。我们与他的缘分仅至于此,至此之后,我们就不曾再扫描约翰,也不曾再从他身上见证任何奇蹟。

  多年后,我曾向梅兰妮问起了约翰的后续状况。她说,自从约翰返家后,奥黛莉就和他的家属断了联繫。过去他们和家属之间唯一的联繫方式就是电话,但后来那些家属提供给他们的电话号码全都打不通了。

  约翰就这样犹如人间蒸发的突然消失无蹤。多年沉潜在意识灰色地带之间的约翰,一度有几小时的时间因为我们的扫描重启和外界的沟通管道,然而这一切对他来说或许仅是昙花一现,尔后他恐怕再也没有机会与外界交流。

  这些病人与幸运之神短暂交会的机运总是令人唏嘘,但在当时,这却是常常发生的事。那个时候为了召募到合适的研究对象,我们只能尽可能地扩大招募的範围,有时候甚至必须以完全不符合常理和经济效益的方式将患者大老远的接送过来,就只为了完成我们对这门科学的理想和抱负。

  可想而知,我们有多希望能保有约翰这个研究对象,进一步去探究他的意识状态,甚至更深入了解他的内心世界,但依当时的现实面来说,这一切宛如天方夜谭。其实,不论什幺时候我们都身处在机会主义的环境中──「优胜劣败,适者生存」,更何况做科学本来就很重机运,很多时候科学上的突破都是出于偶然,而非人为的精心设计。

(本文为《困在大脑里的人:揭开脑死、昏迷、植物人的意识世界,一位脑神经科学家探索生与死的边界》部分书摘)

约翰,你想不想离开这个世界?《困在大脑里的人》

书籍资讯

书名:《困在大脑里的人:揭开脑死、昏迷、植物人的意识世界,一位脑神经科学家探索生与死的边界》 INTO THE GRAY ZONE:A Neuroscientist Explores the Border Between Life and Death

作者:安卓恩‧欧文(Adrian Owen)

出版:采实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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